历史话题

早报讯七八千年前，萧山湘湖村下孙一带，严重的干旱天气和大规模的海侵使得当时下孙人被迫迁徙别处。这些浙江人的远祖此后究竟落脚何处？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命运？这

恐怕将成为一个永远无解的千古之谜。昨天上午，记者来到下孙遗址现场，试着感受这比素有“浙江七千年”美誉的河姆渡文化还早1000年的跨湖桥文化。

●新发现

下孙遗址和跨湖桥遗址形成跨湖桥文化

浙江新石器时代序列已被改写，大约有8000年历史的...

历史可以戏说，戏说意味着改写；一部被戏说和改写的历史，可以妙笔生花，可以添枝加叶，可以任意美化，还可以改变后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充斥中国电视荧屏的康熙皇帝微服私访，虽然博得了国内广大电视观众的持续热捧，但据考察康熙皇帝微服私访却于史无证，大多都属于后人的追捧戏说而已。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到地方上巡察社会了解民情最多的一个皇帝。翻开《清圣祖实录》，有关康熙皇帝巡幸的历史实录记载连篇累牍，他东巡山东，西巡陕西，北巡塞外，南巡江浙，京畿之地更是频繁巡视之地。巍峨泰山、名胜孔府、壮丽五台、苍莽草原、清秀水乡等等，几乎都留下了康熙皇帝四方巡游的足迹。康熙的巡游不是为了游玩，而主要是出于政务的考虑，是皇帝勤政的一个表现。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最有代表性的巡游是六次南巡。南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黄淮冲决为患”等自然灾害问题，他亲历河道，广泛调研，寻求治河方案，考察治河工程。同时，他还周知吏治，体察民情。 康熙皇帝在出游时，还注意尽量避免骚扰百姓。据载，康熙皇帝要求凡巡游一切需用之物皆从节俭，需用草豆木炭食物，概勿令地方官派取民间，扰害百姓，由衙门照时价采买供给。并时常带负责监察的科道官，稽查强行买卖扰害百姓者。要求地方文武大小官员不许与扈从官员以戚友送礼，对于馈送收受人员，“以军法从事”，其扈从大小官员及随往仆役，如有横行生事扰民者，一并从重治罪。还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声明发现地方官私征，定行从重治罪。要求凡经过地方，百姓须各安生业，照常生活，不得迁移远避，反滋扰累。康熙皇帝巡视也注意减少随从人员，轻装南下，巡视堤堰，沿途皆设营幄，不御屋庐。康熙皇帝说自己“便道至浙江观风问俗，简约仪从，卤簿不设，扈从者仅三百余人”。据此可知简约情形下他的巡视队伍规模。巡幸驻跸之处，他说也未有超过三日的，担心扈从人众，恐多留一日即滋百姓一日之扰。可见他注意节制，尽量少给百姓找麻烦。 尽管如此，地方官害怕接驾不周，同时也想借机敛钱，还是有扰害百姓之事的。康熙皇帝就曾说:各省不肖官员借口修理行宫，供备器物，并建造御书碑亭等项名色，动用正项钱粮。说是捐俸偿还，并不偿补，及至亏空数多，复加倍私派科敛肥己，以致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种种弊端，不可胜指。康熙皇帝巡游还是免不了会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 康熙皇帝自称通过到处巡幸，对国内各地风俗民情无不洞悉。巡视南方时注意米价的变动和市场供求关系，防止米价上涨；关心全国各地纳税交银而加征的钱粮火耗数量，反对官员加重火耗；了解到江浙人喜好争讼，告诫改变风尚；认为江南人习尚奢靡，家无储蓄，山西商人多在当地经商，勤俭生活，故多富饶，倡导移风易俗。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对大臣说:“朕巡幸七省，畿辅秦晋民俗丰裕，江浙则较三十八年时更胜，山东近因水旱大异畴昔，河南百姓生计甚艰，此二省之民深历朕怀。”这是他巡视地方得到的民生印象，非端居宫中的帝王可比。 巡视使康熙皇帝了解到一些民间具体情况，对于行政决策起到了好的作用。如他针对各省督抚上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增加之数全部上报。于是说他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其他人并无差徭，共享安乐。西南平定以来，人民日增，土地开垦耕种，生齿实繁。为掌握人丁的实数，决定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起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据说，清代常有百姓拦截官舆告状之事发生，康熙皇帝的舆轿也常有被拦阻的情形，势必影响巡视进展，也不利于安全。于是，他还严禁军民怀奸挟诈，希逞私愤，善于驻跸处所告讦；倘有妄控，除所告事不与准理外，仍严加治罪。从这一点看，康熙皇帝也是不可能喜欢进行微服私访的。 康熙皇帝以频繁的巡视地方，关心民生，处理政务，给人们留下了“勤政爱民”的良好形象，为以后的皇帝树立了榜样。后人们打他的主意，妙笔生花添枝加叶地编出他微服私访的感人故事，也许算是事出有因吧。

说起中国古代的计谋、计策，被古往今来的人们派上用场比较多的应属美人计。美人计，一语出自《六韬．文伐》：“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其大概意思是说，对于兵力强大、难以用军事行动征服的敌方，要使用美女淫声之类的“糖衣炮弹” 迷惑它的将帅，从思想意志上瓦解其将帅的斗志，使其在内部丧失战斗力。这颇有些为了战胜敌方不择手段之意。把美女淫声当作“糖衣炮弹”送给敌方将帅，就是选拔上来、经过培训的上好美女跟金银财宝一样作为“贿礼”送给敌方，让这些上好美女打入敌方内部直接迷惑作为将帅的领导人，进而实现攻克和征服敌方的目的。这在今天看来无疑就是“性贿赂”了，叫它为“美人计”实在有些美其名曰。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到公元1911年清朝的灭亡，在历时2134年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被美誉为“美人计”的“性贿赂” 以其特有的魔力，始终活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舞台上，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各具特色，占尽了历史风光，因而也留下一大堆被称为“美人计”的实例“佳”话。这里选取几例，仅仅作为谈资而已。 在汉代，最著名的“性贿赂”当属于王允设计的“连环美人计”。王允先把美女貂蝉许配给了吕布，紧接着又将貂婵献给董卓。吕布、董卓这对“父子”同样都被美女貂蝉的绝世容颜所倾倒，于是两人反目成仇。吕布一怒之下，杀死了嚣张跋扈的董卓，王允、貂蝉为汉朝铲除了一大祸害。 在唐代，高力士在学习先人运用“美人计”的基础上，把新内容融进了“性贿赂”，他把倾国倾城的美女杨玉环推荐给唐玄宗，是带有浓郁的个人功利色彩和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讨得皇帝个人的欢心，得到唐玄宗的宠爱和重用。高力士的“性贿赂”，让唐玄宗从此迷恋上了杨玉环，开始不务正业，由此使强大的唐王朝一蹶不振，逐渐走向了衰落。 …………… “美人计”也好，“性贿赂”也罢，总之它在悠悠数千年文明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停止过它的脚步。时至今日，也仍未退出历史舞台，依然在变换着花样演绎着一幕幕“权色”、“钱色”交易的丑剧。近期有报道称，在国内查处的贪官及腐败分子当中，竟有95%的有情妇，其中有的甚至有多个情妇………“美人计”、“性贿赂”的泛滥，已成为当今反腐败的一个新课题了。在这里，我还想顺便说一下“美人计”或“性贿赂”的角色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对于那些由“美人计”或“性贿赂”所引发的种种败局常常抱有怜悯和惋惜之情，“都是美女惹的祸”，“让女人的活水给淹没掉了”，等等，也几乎成了某些古今当事男人的挡箭牌。于是，一提起“美人计”或“性贿赂”，人们就义愤填膺、无所顾忌地把所有失败的过错全都强加在女人身上，女人竟成了千夫所指的活水了？！其实，在我看来，除了当下某些为了一己私利、心甘情愿奉上自己一切的女人之外，“美人计”或“性贿赂”的罪错也并不全在女人身上。相反，在更多的时候，女人在“美人计”或“性贿赂”中所扮演的恰恰是牺牲品的悲剧角色。比如，商代的妲已，春秋的西施，唐代的杨玉环，等等，都是被封建男权社会所愚弄、所利用的悲剧角色，而她们的过错并不是主要的。……………………… (略)

西门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个虚构人物，《水浒传》中的地痞无赖、流氓恶棍，《金瓶梅》中的豪门恶霸、色魔淫棍，反正他在哪儿也不是一个好男人，自然他的死也就不可能是寿终正寝之类的好死了。中国人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对于地痞无赖、流氓恶棍、豪门恶霸、色魔淫棍之流，一向都是以“不得好死”之类来诅咒的，总是善良地梦想着那些恶人早些不得好死地死去，以还得一片平和、宁静的空间，这大概只是中国人一个最普通、最善良的愿望而已。地痞无赖、流氓恶棍、豪门恶霸、色魔淫棍等集于一身的西门庆，虽然跟人们一样也总是要死去的，而他的死却不能象一个普通老百姓那样平平常常地死去，那样似乎也就太便宜了西门庆。于是，作为古代的文人墨客，施耐庵也好，兰陵笑笑生也罢，在对待西门庆之死的问题上很自然地达成了某种相同的默契，那就是按照最广大中国老百姓的意愿和要求，让恶贯满盈的西门庆不得好死地终结而去。那么，西门庆到底又是怎样死去了的呢？我仅仅阅读过《水浒传》和《金瓶梅》这两部涉及到西门庆的古典文学作品，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有无涉及到西门庆的，我至今仍不得而知。仅就《水浒传》和《金瓶梅》对于西门庆之死的处理而言，二者虽然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极为一致的，那就是西门庆终于“不得好死”地死去了。在施耐庵所著《水浒传》中，西门庆是死于侠义英雄武松的刀下，命丧狮子楼。而在兰陵笑笑生所著的《金瓶梅》中，西门庆却是在正与潘金莲共赴云雨之时， “昏迷去，四肢不收”，后来方醒；次日清早“起来梳头，忽然一阵眩晕，望前一头抢将去”，由此得病，日渐加重，最后终于呜呼哀哉。 西门庆虽然不是在与潘金莲共赴云雨时当场死亡，但这种状况亦可归为性猝死，俗名马上风，其实是出血性中风的一种。现代医学上指男女在性交时，因为行为太过激烈，导致男方发生昏厥甚至突然死亡。 现代医学认为，性生活时人体神经内分泌系统高度兴奋，此时往往伴有憋气，增添了如同梦幻般的性快感，但实际上是一种脑缺氧。原来患有心脑疾患的人，如性兴奋超过生理限度，时间过长，脑缺氧加重，植物神经失控，可以引起呼吸抑制、心跳骤停、意识丧失，通常开始感到突然头昏、胸闷、脸色苍白，接着不省人事。 其死因并不因为性交本身，与其它猝死一样，都是因为性兴奋的影响底下，引发死者本来就有的旧病或者成人病等致死。例如：过于激动兴奋而造成的心脏超过负荷或是脑溢血；心脏有病的人因心跳加速过度之类，引致心律异常而停止心跳等。实际上真的死于性行为过程中的情况很少，反而多数是行为完毕后死亡。还有因自慰行为而死于同一情况的，占性猝死当中接近一成。防止性猝死，最主要在于性生活要适度。根据双方年龄、精力进行，避免次数过频、动作过猛、时间过久。疲劳时也不适合性生活，结束后要平卧休息一段时间，不要急于进食、洗澡或做其他活动。酒后、饱食、饮咖啡或大量吸烟后也不宜立即做爱。冠心病患者，性生活前可服用少量硝酸甘油或消心痛等药物，作为预防。..........西门庆到底是怎么死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已经无关紧要了，一个古典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他们的生死之事似乎完全由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自主地选择，只要古今的读者能够接受也就平安无事了。我还想要说的是，作为今天我们活着的人们，似乎也还是应该从西门庆之死的虚构事件中汲取某些有益的教训或者启示。这就是人们要时刻珍惜自己的生命，按照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尽自己的努力剔除某些不义、无良、不德的私欲和邪念，做到不贪、不色、不邪、不霸、不淫、不鬼，平和心态，绿色人生，多做好事，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人们终究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好报的。

春秋时期的鲁国士师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历史典故流传已久，但因其涉“性”，毕竟是涉及男女之事的话题，终究是不便于摆到正规的台面上来说的，所以，古往今来的流传往往是口头方式大于文字方式，文字记载自然就不是多么详尽的了，其真伪的问题也就更难以确定了。<<
/>> 据史料记载，柳下惠，姓展名获，字子禽，曾官拜鲁国士师，相当于现在的监狱长。据说，他居官清正，执法严谨，不合时宜，遂弃官归隐，居于柳下地方（今河南濮阳县柳屯村）。死后被谥号为“惠”，故称为柳下惠。“坐怀不乱”的说法，最早出自《诗经》的“毛诗”版本，且有几个不同的版本。西汉毛亨的《毛诗故训传・巷伯》讲了一个独居男子和寡妇的故事：昔者，颜叔子独处于室，邻之厘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至，颜叔子纳之而使执烛。放乎旦而蒸尽，缩屋而继之。自以为辟嫌之不审矣。若其审者，宜若鲁人然。鲁人有男子独处于室，邻之厘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而不纳。妇人自牖与之言曰：“子何为不纳我乎？”男子曰：“吾闻之也，男女不六十不间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纳子。”妇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是也。”这应该是“坐怀不乱”最早的版本，基本上形成了“坐怀不乱”故事的雏形，但此时距离柳下惠所处的那个年代却相去了数百年时间。<<
/>> 到了元代，当代文人胡炳文(1250―1333)在《纯正蒙求》中进一步丰富了“坐怀不乱”的故事细节，才有了比较成型的“坐怀不乱”的故事：鲁柳下惠，姓展名禽，远行夜宿都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 <<
/>> 元末明初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四・不乱附妄》也有类似的记载：“夫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晚不乱。” 除此，还另一个说法，说柳下惠外出访友，途遇大雨，直奔路边古庙暂避，但一进门，见一裸体女子正在里面拧湿衣服，柳下惠急忙退出，坐于古槐树之下，任暴雨浇湿自己的衣衫。此段“佳话”，竟演化成了柳下惠坐怀（槐）不乱了。……………我听到过看到过的“柳下惠坐怀不乱”版本较多，虽然说法各有不同，细节也有出入，但归结起来，“柳下惠的坐怀不乱”故事在元明时期完全成型已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问题却是，元明时期距柳下惠生活的春秋时期已过去了一千多年，一个故事千百年后才演变成型，其真实性令人生疑也就不足为怪了。近年来，随着柳氏家谱在安徽被发现，而且这套柳氏家谱就有宋代理学家朱熹的题字，可见当时柳氏家族的社会地位非同一般，并与主流的程朱理学是有着一定的瓜葛。于是，也就更让人们感觉“柳下惠坐怀不乱”是一个古代御用文人移花接木编造出来的“有真人无真事”、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神话了的道德楷模故事。宋代理学家朱熹作为当时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所提出和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理论，成为了当时统治阶层的主流思想理论。统治阶层为了向全社会推广灌输这些理论思想，通常会树立一个典型或者榜样之类供人们学习和效仿，而“坐怀不乱”这样高境界、有说服力的道德楷模典型或榜样，在现实中又很难找到得到。所以，当时的御用文人们便来了个 “古为今用”，把柳下惠这个距当时千余年的鲁国大夫抬出来，作为推崇男女授受不亲、“存天理，灭人欲”的典型和代表人物。身为鲁国士师的柳下惠，掌管刑狱，执法以平，治国以德，孔子高度评价他“言中伦、行中虑”，孟子也盛赞他是“圣之和者”，把他与伯夷、伊尹、孔子相提并论，后世尊之为“和圣”。这样一个备受历代圣人们推崇的人物，其影响力自然是不低的，于是，就在柳下惠的名下安了个“坐怀不乱”的故事，为宣传“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观点所用，也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
/>> 据此可以推断，柳下惠与“坐怀不乱”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只是为了某种政治理论观点的宣传推广的需要，才被人为地联系在一起，进而发展演绎成为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理论支配下的一个美丽的道德操守神话。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相信“柳下惠坐怀不乱”是一个真实而又难得的历史故事，因为柳下惠的坐怀不乱已经把古人两性伦理道德文章做到了极致，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流传至今，也祈愿这一古老美丽的传说故事继续、永远流传下去。

1928年***清晨5时30分，奉系军阀首领、统治东三省的“东北王”张作霖所乘坐的旅客列车行驶至沈阳皇姑屯站时被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身受重伤，回沈阳急救，于当日上午9时30分不治而亡。这就是发生在距今80年前的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关于皇姑屯事件是何人所为的问题，随着1946年 7月“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已当庭供认张作霖被炸是日本关东军所为，至此似乎已使皇姑屯事件有了最终结论。然而，时隔80年之后，国内又爆出“皇姑屯事件”新证，这就是远方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托托所著《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该书外封腰带以鲜明大字称：80年前，“东北王”张作霖被炸身亡；80年后，“皇姑屯事件”真凶浮出水面。那真凶到底是谁？该书作者托托告诉世人：苏联特工，是苏联特工成功地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由此彻底推翻了此前几乎所有的有关“皇姑屯事件”的历史结论。 《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托托 著 远方出版社2008 年1月出版 （市场售价：26.80 元/册 ） 托托所著《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证引了120多种历史材料，据称大部分是前苏联――俄罗斯解密的最高机绝密文件档案和前苏联――俄罗斯人对苏联特工史的研究与著述。著者脱脱对此言之有据。 据托托所著《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描述：发生在1928年***清晨的沈阳“皇姑屯事件”，执行这一谋杀任务的是四名苏联特工。这些特工事先以不同身份潜入中国，几经辗转到达沈阳。行动前，他们在当时的苏联驻奉天领事馆秘密宣过誓，誓词犹存，这里从略。由这四名苏联特工组成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解密的档案证实，宣誓后，他们向莫斯科密电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可随时实施“清除”行动。莫斯科回电曰：“由于北伐军步步紧逼，张作霖正准备撤出北京，返回老家沈阳，并拟实施‘满洲独立密约’计划。” 特别行动小组要求莫斯科“说出张作霖返沈的具体日期及所乘的具体交通工具”，5月30日夜，莫斯科回电曰：“张作霖拟在6月3日从北京站出发，所乘交通工具为火车。你们要缜密行事。”此电强调：“再次提醒你们，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华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为使“清除”行动准确有效，莫斯科在6月2日和3日又连发两份密电，将张作霖所乘坐的专列多少节车厢，张作霖乘坐第10节为蓝色花车，等等，都一一交代得十分清楚，并在张作霖专列自北京启动几分钟后预测了其***抵达沈阳的时间。 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现场 尽管在山海关停车延时，张作霖的专列到达皇姑屯那座三洞桥时，比莫斯科事先预计时间晚了两个小时，但张作霖仍未免去一劫，先是被炸重伤，随之便气绝身亡。据该书记载，这已不是当时的苏联第一次除掉张作霖的行动，早在1926年9月就有过一次，只是那次没有得手，这一次却成功了。……………托托所著《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所记载的历史事实，与我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事实和已经接受的观点大相径庭，也确实令我辈读者惊讶不已。读罢这本新书，不禁让人感慨多多：世界上的历史谜团实在是太多了！有的历史谜团，经过历史长河的冲洗，会逐渐地显露真相；有的历史谜团，虽经漫长历史与时间的演进，但仍然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永远难以破解。所以，破解历史谜团，探索历史奥秘，不仅仅是中外史学家们所共同关注的，也是众多中外读者所普遍感兴趣的。然而，要破解历史谜团，要探索历史奥秘，最为关键的在于找到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而绝不是靠写作的人坐在斗室里胡思乱想和搞资料搬家。我们对待历史，对待历史新证，应该只相信事实和证据，而其他情感上的因素也似乎派不上用场，历史本来就是靠事实和证据说话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选择。那么，当年的苏联为什么要采用派出特工的方式除掉张作霖呢？依据托托所著《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所提供的证据简而言之，也就是一句话，那是因为张作霖反苏***，而成为了苏联人眼中的死敌。苏俄十月革命爆发后，一批仇视苏维埃政权的沙俄贵族、将军和高官逃到中国东北地区，如高尔察克、谢苗诺夫等等，而张作霖则积极收容支持这些人及其武装力量从事“反苏复国”活动，张作霖自己也制造多起反苏***事端，甚至直接杀害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中苏志士，如李大钊就是被他杀害的。张作霖使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白俄“反苏复国”的基地。同时，他又勾结日本，密谋满***立，甘作日本的傀儡，使日本在东北也成为反苏***的力量，使东北也成为日本占领中国和反苏的基地。这样，白俄、日本，加上他这个“东北王”，几股势力便联合构成了对当时苏联的直接而严重的威胁，苏联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必然欲将他速除之而后快。苏联特工之所以选择皇姑屯这个由日本关东军管辖的地方谋杀张作霖，目的是为了把视线转移到了日本人身上。为了把这个“假戏”做真，保住这一历史秘密，1946年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苏联特工部门也作了大量周密安排部署，命令他们早已招募的日籍特工物色日本关东军军官当庭作伪证。苏联作为战胜日本的重要盟国，在审判中自然拥有维护自己利益的重要发言权。正因为当时日本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所作的是伪证，无旁证，无证据，“皇姑屯事件”最终未被“远东国际法庭”予以立案深究，作伪证者被宣告无罪。这就是当时的苏联情报部门在一份密电中说的“只追求过程，不追求结果”的体现：过场走了，真相未露，人们的视线还停留在当初的那个点上。......... 托托所著《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所引用的前苏联密电档案证据确凿，看来也真的要清理和更新一下人们大脑里储存的历史学问信息了。旧的历史资料信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某些新证的出现而被刷新或更替，但有一点却也很重要，那就是对于历史新证必须要确凿无疑，要有历史的说服力，而绝不能随意伪作和炒作，必须要对历史和现实负责任。 “皇姑屯事件”历史新证在时隔80年之后骤然爆出，可能会让人们从情感上难以认可和接受，也可能会使人们产生种种猜测和疑义，然而，如果说《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作者托托所引用证据确凿无疑的话，那么这些新近爆出的历史新证应该是可以相信的。历史新证就是历史证据，拿出真实证据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它自然也可以颠覆以前几乎所有的历史定论，而让人们无法做出否认。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似乎还需要由国家的历史研究机构尽快对这一历史新证做一个权威性的鉴定为宜。 “皇姑屯事件”历史新证的爆出，虽然可能会颠覆以前几乎所有的历史定论和相关说法，但是，有一点却应该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不管怎样，也丝毫不能减轻、更无法否定日本侵略者当年侵略东北、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罪责。想来该书作者也应该是确信无疑的。 ...........有关内容详见：《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托托 著 远方出版社2008 年1月出版 参考阅读链接：http://lz.book.sohu.com/serialize.php?id=8969

在南京，我曾问过一位小学生：“知道拉贝是谁吗？”令我惊奇的是，这位三年级小学生竟比较完整地告诉我了拉贝是谁，也告诉了我说：“南京人不能忘记德国人拉贝”。对于某些渐行渐远的历史细节的群体记忆，反映着一个城市历史教育的普及和文化氛围的厚重。南京是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城市，绝大多数市民没有忘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没有忘记在大屠杀劫难中热心帮助中国人的好心德国人拉贝。这在物欲横流的当下，自然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约翰・拉贝（1882―1950） 拉贝，全名为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在德国汉堡，1909年来到中国。拉贝的未婚妻道拉随后也来到中国，并在北京正式结婚。拉贝到中国后，一直在德国西门子公司工作，由于工作积极肯干，先后成为西门子公司北京、天津分公司的经理。1931年11月，拉贝来到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开拓业务，并出任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他与金陵大学农学院签订了一份协议，由学校建一座集办公与居住为一体的房屋出租给拉贝。房屋位于广州路小粉桥1号，环境幽雅宁静。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周围的居民对他友善热情，拉贝在这里工作、生活得极为愉快。 约翰・拉贝一家在南京<<
/>> 七七事变的炮声打破了拉贝在南京那宁静舒适的生活。1937年8月，日军开始对南京狂轰滥炸。正在北戴河休假的拉贝，星夜兼程赶回了南京。他在自家的院子里修筑了一个防空洞，提供给家里的佣人和附近的居民使用。1937年11月，拉贝看到日军铁蹄即将逼近南京，担心无辜百姓可能惨遭涂炭，便与一些在南京居住的外国和平人士主动设立了一个安全区，希望在南京沦陷的最危险时刻，为南京市难民提供一个战时躲避的场所。南京安全区成立后，拉贝被推为安全区的主席，专门负责管理安全区的全部事务。拉贝十分明白自己肩负的担子有多重。他说：“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渡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约翰・拉贝和他所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成员<<
/>> 据史料记载，拉贝在南京创办的安全区，内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万难民。拉贝作为非常时期的安全区主席，面对的困难象千万座大山。他利用自己身为德国纳粹党员的特殊身份，与侵华日军斗智斗勇，与日本领事馆反复交涉、抗议，阻止日军的恣意侵犯和屠杀。拉贝把他自己租住的院子，设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收留了600多个附近的居民；在这个院子里，他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记录了侵华日军制造的500多个惨案；他带领他的委员们积极寻求国际援助，募集资金，购买粮食和药品，特别是历尽艰辛，从上海搞来了能预防脚气蔓延的蚕豆。 约翰・拉贝在南京的寓所 南京的难民们对他顶礼莫拜，称他为活菩萨。为表达对拉贝的敬意，麦卡勒姆牧师专门谱写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歌词幽默中隐匿着辛酸：我们要蚕豆做早饭，我们要蚕豆做午饭……<<
/>> 1938年2月，拉贝应西门子公司总部要求，返回德国。他把躲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王光汉，扮作他的佣人安全地带到了上海，又护送到香港。拉贝回到德国后，他在柏林马不停蹄作了五场报告，义愤填膺地揭露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他还播放了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日军大屠杀暴行纪录影片。为了制止日军的侵华暴行，他还给希特勒本人寄了一份日军在南京暴行报告，期望德国赶快出面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继续的非人道暴行。 1938年2月约翰・拉贝奉命回国时，南京各界人士到机场欢送他的情景 也正因为如此，拉贝受到了德国盖世太保的残酷迫害。二战结束后，拉贝由自己的纳粹党员身份又受到不公正待遇。在拉贝一家濒临饿毙的绝境之时，曾被他热心救助的南京人民没有忘记他。当南京人民得知拉贝一家陷入绝境后，一场来自中国南京的大救援、大募捐行动开始了。感恩的南京人民迅速行动起来，向当时的市政府请愿，请求政府当局给陷入困境的拉贝以特别救助，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起大规模募捐活动，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把最好的生活用品拿出来，火速送给当年在南京保护他们的德国好人拉贝。来自南京的大量捐款和食品、衣物包裹仿佛从天而降，使陷入困境的拉贝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勇气，也更增添了他对南京百姓的感激与谢意。1950年，拉贝在柏林患中风去世。<<
/>> ………… 《拉贝日记》（中文版）一书的封面 我至今在内心里对拉贝本人怀有极其崇高的敬意，因为是他的大义和善举，保护了大批处在危险境地的中国人，他永远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至今在内心里对南京市民怀有极其赞佩的敬意，因为是他们的知恩谢恩的感恩情怀，极大地温暖了那个曾经帮助过你们的德国人，从而也在世界上塑造了中国人知恩必报的君子形象。 （相关图片来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河南开封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和第五战区团长级以上的军官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当众公开问责韩复榘，随即将韩复矩逮捕，并押解到了汉口，由何应钦、鹿钟麟、何成浚等人从速组织军法审判，判决书上韩复榘的主要罪状为：“该被告并不尽守土之责及抵抗能事，对于本会委员长先后电饬出师应援德州及进击沧州，牵制敌军之命令均不遵奉；复因敌军渡河，擅先放弃济南，撤退泰安。委员长继令该被告坚守鲁南防地，又不奉命令，节节后退，弃鲁西济宁，后敌军跟踪侵入，致军事上重大损失。” 1月24日，韩复渠在汉口被枪毙在关押他的房子里。 韩复榘 韩复榘，作为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上将等要职于一身的国民党军界高官，缘何会遭到蒋介石下令逮捕并处决的厄运呢？当时判决书上所列举的韩复榘主要罪状，都是一些明摆着的公开事实，韩复榘自己也是推辞不掉的。1937年冬，日军大举进攻山东，韩复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战而放弃了济南城，并在撤离济南前还下令焚毁省政府、进德会等，确实引起全国舆论的一片反对，尤其是全国民众要求国民政府严惩韩复榘的呼声颇高。 1936年蒋介石与韩复榘在济南的合影 然而，这还不是促使蒋介石下决心杀掉韩复榘的主要动因。据史料记载，1937年底， “刘湘、韩复榘、宋哲元三人曾密谋准备联合倒蒋，蒋介石接到了这一策划的密报，遂下决心杀韩的。”在蒋介石看来，当时韩复榘的举动事关大局，如果韩复榘向北倒，和宋哲元连成一片，很有可能会扩大“华北自治”的区域，（其实宋哲元在抗日问题上是很坚决的），加之刘湘已有意拒绝蒋介石入川，就会使南京政府处于危难的困境。对此，蒋介石是十分担心的。这也是韩复榘遭到杀身之祸的一个重要起因。 <<
/>>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因素，促成蒋介石痛下杀掉韩复榘的决心，那就是冯玉祥告发韩复榘“叛国降敌”的一封密信。1937年9月，冯玉祥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津浦线北段指挥抗战。在抗战最紧急的关头，冯玉祥接连三次打电话给韩复榘，要求他速派兵增援前线，但韩复榘却阳奉阴违，按兵不动，使得冯玉祥非常恼火。冯玉祥还接到闻承烈的报告，说韩复榘正在与日本武官石野等密谈，冯玉祥更是怒火中烧，大骂韩复榘脑后有反骨。 1926年，韩复榘在反对奉、吴军阀的战争失败后，投降了阎锡山；1929年，向潼关以西作战略撤退时，他又投降了蒋介石……… 对于韩复榘的为人之道，冯玉祥本人是深知的。<<
/>> 于是，冯玉祥连夜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密信，派随从副官冯纪法火速去南京面交白崇禧转呈。不久，冯玉祥愤然返回南京，山东地区遂划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但桀骜不驯的韩复榘更是处处刁难，弄得李宗仁十分难堪，大发脾气，也屡屡向蒋电告韩“不听号令”，“无法指挥”。这两起告状，非同小可，也是促成蒋介石逮捕韩复榘的重要原因。<<
/>> 蒋介石在逮捕韩复榘后，一开始只想剥夺韩的军权，并未定下决心杀掉韩复榘。然而,就在此时，李宗仁、白崇禧、沈鸿烈等人都对韩复榘的倒行逆施和不抵抗行为愤愤不满，特别是冯玉祥当时曾书写了“违抗命令，叛国降敌，军法从事，决不姑息”16个字交由张治中转呈蒋介石。<<
/>> 也正是这些来自国民党军内外高官们的意见和呼声，才在客观上督促了蒋介石痛下决心杀掉韩复榘的。由此可见，蒋介石下令逮捕乃至处决韩复榘，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现在看来，韩复榘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抗战乃至“违抗命令、叛国降敌”，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受蒋介石本人所影响的，只不过是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抗战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蒋介石下属的韩复榘没有及时应变紧跟上来而已。韩复榘被枪决似乎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统之帅，对于韩复榘之死也应该作出反省和检讨的。如果说蒋介石没有一开始的对日作战的不抵抗态度，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也许就不会不放一枪一弹，把东北三省给丢掉的，全民抗战的热潮也许就会更早一天到来了。然而，正是由于蒋介石自己在抗战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才最终贻误了中国抗战的最佳时机，使得侵华日军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把战火由东北逐步扩大到华北乃至国内其他地区的。不可否认的是，蒋介石从消极抗战到正面抗战的态度转变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民党各级将领的抗战态度，使之全民抗战思想迟迟不能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达到高度统一，有令不行，延缓行动，甚至抗令不遵等现象屡见不鲜，等等，都程度不同地影响和制约了国民党军正面抗战局面的顺利展开。所以，蒋介石对此也是应该负有一定历史责任的。

对于发生在60多年前的二战历史，我至今还在沿袭着孩提时代从电影上得来的那些印象，以为强大的苏军是战胜德国法西斯、解放欧洲人民的最主要力量，而对于除此以外的二战历史所知甚少。如果不是近来从互联网上看了波兰电影《卡廷惨案》，也将永远不会知道那个被人有意屏蔽了的卡廷惨案历史：二战中竟有两万多波兰军官惨死在苏军的枪口之下。这部拍摄于2007年的电影《卡廷惨案》（中译名），是被誉为“波兰电影之王”、获得第七十二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新浪潮导演安杰伊・瓦依达的新作，曾入围第58届柏林电影节，并参加第8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据说，该片在第58届柏林电影节首映时，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观看了该片。导演安杰伊・瓦依达的父亲就是当年被杀害于卡廷森林中的波兰军官之一。导演表示以自己刻骨铭心的伤痛将这“邪恶的罪行从匿藏的阴影里揭出来”公之于众，不仅仅是导演个人内心所驱使，更是为了还历史真实面貌以警示未来。《卡廷惨案》这部电影，我先后从互联网上看了两遍，其中有几个镜头却是印象颇深的：一是苏军入侵波兰后，把红白二色的波兰国旗对半撕开，红的一半，作为苏军的标志被高高挂起，那白的一半，则被苏军当裹脚布缠在脚上；二是苏军要波兰女郎安齐斯卡在“卡廷屠杀是德国人干的”证明书上签名，遭拒绝，苏军军官威胁：你不想在自由的波兰生活吗？你觉得生活是无法忍受的吗？安齐斯卡说：德国人这样斥责我已经五年了，而你们只有五分钟，苏军军官说：好吧，我们可有更多的时间；三是女郎为被屠杀于卡廷的哥哥做了一块墓碑，想暂时寄放在教堂而未被允许，因为上面刻着：某某1940年4月6日被杀于卡廷――暴露了苏军屠杀的真相（因为苏联咬定屠杀发生在1941年的纳粹之手），结果好不容易做成的墓碑被苏军粉碎了，因为制作者散布了“虚假的日期”！四是片尾四分钟长度的波兰军官被集体屠杀、掩埋的镜头：推土机把泥土堆满银幕，然后画面呈现一片黑暗，恰似观众也被埋进了土里。银幕上的黑屏持续了整整一分钟方才出现字幕。这是影片对死难波兰军官们的深深默哀，也是20857位亡灵冤沉地底、欲哭无声的象征……有关卡廷惨案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大致是这样的。1939年9月1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同年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 随后驻守波兰东部地区的波兰军警及官员约25万人被俘。 <<
/>> 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宣布在卡廷森林发现被苏联杀害的万具波兰军人尸体。苏联对此矢口否认，指责德国嫁祸于人。 1943年9月，苏军收复斯摩棱斯克地区，组织反调查，一口咬定屠杀事件系德国侵略者所为。 <<
/>> 二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审判时，苏联要求法庭认可苏联的调查结论，但未获得法庭同意。于是，卡廷事件成为历史上难解之谜，也成为波苏关系中的“历史空白点”。 <<
/>> 1990年4月13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时，苏联塔斯社承认卡廷事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不过，苏方当时仍未公开全部历史真相。直到1992年10月14日，苏方才把卡廷事件的绝密档案复印件转交给了波方。至此，卡廷惨案真相大白。苏军在当时为什么非要处决这批波兰军官呢？这跟苏波两国的历史恩怨有关，俄罗斯在历史上曾经臣服于波兰，而波兰在历史上也曾经三次被俄国或者有俄国参与瓜分而丧国。由于波兰民族的独立意识很强，毕苏斯基带领波兰人复国后，对俄国充满了敌意。苏联建立以后，波兰也多次出兵和策划对苏联的分化瓦解，这更加深苏波两国相互之间的敌意。<<
/>> 二战爆发前夕，苏联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曾与希特勒德国达成了瓜分波兰的协议。由德国人占领波兰西部，苏联则把国境线推进到了波兰的布格河。于是，也就有了苏军俘虏大批波兰军人的机会。在当时非常实用主义的苏军看来，独立意识很强的波兰军官阶层不论怎样也不可能成为苏联人的朋友或者傀儡的，他们的存在也会给苏联带来某些麻烦，于是才采用了最原始的屠杀方式，把两万多无辜的波兰军官集体屠杀掉。这个历史谜团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彻底揭开。19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将一包历史档案文件的复印件交给波兰政府，那其中竟有一份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有关处理卡廷案件问题的决议，上面有以斯大林为首的全体政治局委员的签字。历史可以篡改，也可以打扮和粉饰，但也终将会有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那一天。这也许就是中国长春市后来将“斯大林大街”改称为“人民大街”的一个考虑因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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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为阻止日军沿平汉线向开封、郑州两地的疯狂进攻，断然决定炸开郑州北面的黄河花园口大堤。当混浊的黄河水经过决了口的花园口, 在黄淮平原上随性肆虐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洪水灾难已经不可挽回地发生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黄河花园口决口事件。 1938年6月9日 黄河花园口决口洪水灾害流域图 黄河花园口决口事件，直接造成了跨越豫皖苏３省44个县的黄河泛滥大灾难，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89万人，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000万以上，冲毁140万民房，直接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人为的一次黄河洪水大灾难。 1938年6月9日 黄河花园口决口后遭受洪水灾害的老百姓<<
/>>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呢？1938年4月，一向畏日如虎、处处退让的蒋介石，竟被李宗仁所指挥的台儿庄大捷这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错误地分析判断当时的抗战形势，匆忙把20多万中央军调集到了徐州战场，试图借台儿庄大捷的余威，与日军在徐州一带决战，以求决战决胜日军。 据史料记载，当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的大量集结之际，日军却认为这正是消灭中国抗战军队主力的最佳时机。于是日军于5月初迅速集结了10多个师团的30多万兵力向徐州地区夹击，企图一举消灭中国抗战军队的主力。5月15日，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即将要形成时，蒋介石才大梦初醒，开始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日军包围消灭在徐州一带的危险，于是他匆忙决定放弃徐州。正是由于蒋介石把从各地调集来的机动部队如此被拉来拉去，毫无作为，才对当时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局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
/>> 恰在此时，日军土肥原14师团约2万人却强渡过了黄河，目的是阻止中国军队第一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由此也在客观上使日军土肥原师团在陇海线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得知此事的蒋介石匆匆飞到了郑州程潜第一战区指挥部，他决定调集在豫东的6个军12万人的中国军队，包围日军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积极进行作战部署，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
/>> 5月23日，孤军深入的土肥原开始实施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桂永清所部第27军驻守的兰封。但武器装备精良的27军只守了不到一天，就开始全线溃退。土肥原跳出包围圈后，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围攻土肥原。据程潜当时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第八军黄杰所部还未与日军先头部队交火，一枪未放就编造了一个理由放弃了商丘逃跑了，由此使商丘、兰封一带的中国军队又迅速处在被日军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据说，黄杰当时逃跑的“理由”很简单，竟然是因为电台被炸无法与第一战区联系。一个军就因这么一个十分可笑的“理由”而逃跑了。 <<
/>> 蒋介石这两支嫡系部队不听指挥，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略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就这样被两位逃跑将军给彻底葬送了。正是由于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的贪生怕死，中国军队前后共投入15万多兵力，也没能消灭仅有2万人的土肥原。程潜刚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领了兰封，并立即向仅有50公里的开封进攻，开封失守似乎已成定局，并直接危及郑州。这么快就被转败为胜的土肥原所部日军逼到城下，也是令蒋介石根本没有想到的。于是，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断然决定在郑州以北扒开黄河花园口，试图以汹涌的黄河水阻止日军向南推进。6月3日，土肥原开始猛攻开封，蒋介石担心开封失陷，再扒黄河就来不及了，于是就急忙打电话命令程潜加紧开掘黄河大堤，并密令他“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不要有任何犹豫。 <<
/>> 据记载，完成决口的任务交给了守卫黄河的商震所部，地点先是选在了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及时扒开。蒋介石得知道后，立即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研究，最终决定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据说，在此过程中，蒋介石明知扒堤决口受损最大的是中原无数百姓，但他担心手下执行消极，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手下加快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这也是蒋介石最终不得民心、被人称作“独夫民贼”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
/>> 1938年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地紧张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县城北日军占领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碰巧在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迅速冲开。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部地区流去。 <<
/>> 日军被黄河水阻隔后，暂时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郑州和武汉的计划。 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 1938年10月，在花园口扒开后的第4个月，武汉仍然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有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蒋介石的抗战思维的失误，导致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军一直抓不住战机，总是处于被动失地挨打的境地。 <<
/>> 据史料记载，在花园口决堤时，蒋介石以军事机密为借口，严密封锁有关花园口决堤的消息，更没有及时通知老百姓疏散和迁移，那些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老百姓突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其实，蒋介石早就有了决堤用河水淹没进犯日军的设想，只不过最后决堤的决心是在桂永清和黄杰两支嫡系部队的逃跑造成战局更加不利时才作出的。在今天看来，假如当时的蒋介石心里能够装着中原老百姓，那么也是可以事先用其他理由把可能受到水淹的群众事先撤走的。即使是到了最后的危急关头，封锁消息不通知群众转移的做法也是完全不可取的。因为既然已经决定决堤，即使让日军得到消息而后退，也同样可以起到为国民党军争取一些喘息时间、有保护老百姓的作用的。 <<
/>> 蒋介石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的做法，其实并没有起到阻止日军向南推进多长时间的作用。更何况当时中国抗战的特点就是持久抗战，要坚持长期抗战，就需要保存国家的实力，保存战争潜力，保存人民的力量，这才是根本之计。 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工程正在合拢<<
/>> 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工程终于完成。据说，在中原解放战争中，为了进攻中原野战军，蒋介石又一次打起了黄河决口的罪恶主意，称黄河之水“可当40万大军”，企图决黄河之水淹没中原解放军和解放区人民。幸而中原解放军及时识破了蒋介石的诡计，坚决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挺进大别山，才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的又一次让黄河决口的罪恶计划，也使中原人民避免了一场新的没顶之灾。 <<
/>> 解放后修建的花园口时间纪念广场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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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图书馆最近举办了《百年压箱珍品展》，在展出的200多件珍贵文物和罕见书籍中，有一封是二次世界大战时蒋介石写给德国总理希特勒的亲笔信。 《百年压箱珍品展》展出的蒋介石写给希特勒的亲笔信 这封蒋介石写给希特勒的亲笔信的内容，是感谢希特勒派遣大使莱谢荣将军抵华。当时，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与德国的关系良好，除了聘请德国顾问担任蒋介石的智囊外，希特勒还比较重视远在东方的蒋介石，并派大使常驻中国。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大部分也由希特勒德国提供，就连当年国民党军队的钢盔也都是从德国进口来的。这封由蒋介石亲笔书写的信件，内容就是感谢希特勒派遣大使前往中国，时间为1941年9月16日。据说，这封蒋介石写给希特勒的亲笔信，竟被放在《百年压箱珍品展》中的“看了反胃”部分。该展览分为四部分：“跳出书本的框架”、“收藏的欲望”、“看了反胃”以及“珍品古董”区。“看了反胃”部分所陈列的据说都是一些百年中极具争议性的书籍和信件等，如色情小说、主张白人至上主义或纳粹主义的书籍，等等。从媒体报道上看，《百年压箱珍品展》的主办方把这封蒋介石于1941年9月16日写给希特勒的亲笔信放在“看了反胃”部分也不是没有其道理的。因为在此之前的1938年1月至9月，德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弃华联日的政策，已使当时的中德关系一落千丈，直至跌入低谷。随后，德国又于1938年9月12日与伪满洲国签订了所谓《德满贸易协定》，由此将在华经济重心从国民政府控制区转到了伪满统治下的东北。1941年7月，希特勒德国宣布承认汉奸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德国已经与当时蒋介石的重庆政府继续对话的最后可能性也都不存在了…….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作为当时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的蒋介石，竟然还会给德国总理希特勒写去亲笔信，在今天看来简直是有悖常理。所以，说它是“看了反胃”自然也不为过了。据史料记载，当时德国大使陶德曼奉德政府命令回国，已于1938年6月26日从汉口乘飞机经香港返回德国。此后德国在中国只保持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直至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加入同盟国阵营，中德正式宣战。如此看来，怎么还会有这封蒋介石于1941年9月16日写给希特勒亲笔信中感谢希特勒派遣大使前往中国的内容呢？明明是这期间德国已经先行撤走了大使，后又改为代办级别的外交了，又何来希特勒派遣大使前往中国呢？！很显然，蒋介石写给希特勒的这封亲笔信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当时有关历史记载存有许多误差和疑点，其历史真实性也令人置疑，因而，也有待于中外史学家们进行深入地考证和研究。

东北长春市，作为吉林省省会城市，全国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之一，它的城市发展历史其实并不是很遥远很悠久的。如果说起最早的地名宽城子来，也就是指今天长春市南关区境内的那一片老城区，也就仅仅200年左右的历史。 长春老地图（民国13年） 1905年（清光绪31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根据《朴茨茅斯条约》获得了俄国人手里的长春到旅顺口之间的铁路权和铁路附属地，自此之后长春以北由沙俄人管理，长春以南归日本人经营。在日本人占据南满铁路后，才开始着手修建火车站和继续扩建铁路附属地，以把长春作为长期侵略和霸占的一个重要目标。 长春火车站建成初期 1907年（清光绪33年），长春火车站正式建成，因建在头道沟北坡上，又称头道沟火车站。此后日本继沙俄在长春建立的中东铁路附属地之后，又建了第二块附属地――满铁附属地。这片附属地位于南满铁路的最北端，为中、日、俄三国地片的交接处。在长春站前（南侧）的头道沟，日本人进行了道路设计和街区规划，这便是今天长春站前部分街区的最早雏形。 伪满时期的长春站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将长春定为伪满洲国“国都”，改名为“新京特别市”。 1937年10月，“新京市”划为18个行政区。在铁路北设宽城区，因宽城子火车站而得名，这是宽城子最早由约定俗成的地片名变为政区名。那时的宽城区包括：原宽城子铁路用地、二道沟、孟家桥、韩家屯、三不管等地。 日伪时期长春站一带的航拍照片 日伪统治者将长春定为伪满洲国“国都”后，把今朝阳区一带划为“新市区”，集中组织进行了重点规划和开发建设。据伪满洲国国都建设局的档案资料表明，“新市区”建设的主要建设项目为：伪满洲国政府的国务院和八大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日本人的馆舍、公园、大学、科研机关，以及日本人在东北进行掠夺的殖民企业办公大楼，等等。 日伪时期长春站的站台 “第一期国都建设计划”，从1932年开始实施，最初由伪满洲国国都建设局负责组织实施，后移交给伪新京特别公署工务处。到1937年12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达到了规模。从1938年开始，实施“第二期国都建设计划”。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致使建设中断。按照所谓“第一期国都建设计划”，兴建的范围包括：以今人民广场为中心，沿今人民大街两侧扩展，在今团结路以南、大经路以西、京哈铁路以东、南湖大路以北，基本上就是今天的朝阳区雏型了。在规划中的“新市区”内，日伪统治者强行征购土地，搬迁居民。据历史旧档记载，在修建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时，沿途强制迁走了城后堡（今人民广场东侧）、下黄瓜沟、五虎屯（今税务学院附近）、福安屯4个村屯，其中福安屯有四五十户人家，虽没有像样的街道，但有个大围子，屯中有3家富裕户。 日伪时期的新发路 在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两侧修建了伪中央银行大楼（今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建筑面积26800平方米，全钢框架；修建了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今长春市电信局），建筑面积18339平方米；还修建了康德会馆（今长春市政府大楼）、日毛会社（今通达商场）、三中井百货店（今长春百货大楼旧楼）等。 在建设兴仁大路（今解放大路）时，沿途迁走了碑楼子、阎家馆子、五里堡、八里堡、十里堡5个村屯。其中较大的屯子是阎家馆子，有五六十户人家，前后两趟街，总占地多达300余垧。 日伪时期的中央银行（今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 在建设至圣大路（今自由大路）时迁走东高台子、西高台子、后高台子。其中后高台子有60多户人家，占地300多垧。 在建设盛京大路（今南湖大路）时，占用了袁家窝堡、东丁家窝堡、东田家油坊屯各一部分。在建设兴安大路（今西安大路）时，占用了后黄瓜沟（西安桥里白菊路一带）、前大房身、新发屯（今西安广场西南）、腰截子（今生物制品所工厂附近）、鲁家屯5个屯子。其中前大房身有两条南北街，200来户人家，三四百垧地。这期间，还主要修建了丰乐剧场（今春城剧场）、银座舞厅（现已拆除）、国都饭店（今重庆路光大银行）、伪新京官吏消费组合（曾为省革命博物馆，今已拆除，现为香格里拉饭店）等一大批商业建筑群。 日伪时期的大同大街（解放后为斯大林大街，今人民大街） 此外，还迁走了前黄瓜沟屯（今东朝阳路附近），在该地修建了一批日伪官吏的住宅。迁走了五里堡（今新民主大街附近），在该地建了伪满洲国国务院和军事部。迁走了前兴隆沟、后兴隆沟（今宽平大桥内），建起了“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今长春电影制片厂）。迁走了杨家店、安家店、孟家店、三家子（环城公路西南）等村屯，作为日本关东军一三二部队、七七部队、三七六部队、五九部队的弹药库、汽车修理厂、物资储备基地和养鸡养马用地。 日伪时期的大和旅社（今春谊宾馆） “新市区”基本建成后，日伪的机关、会社、高等院校、官邸和日本人的民宅大都迁移集中在这里，在“新市区”内还修建了供日本人享乐的公园、赛马场、影剧院等。据当年亲历者讲述，当年在伊通河西侧曾有过几条支流，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对这些沟渠进行过多年的人工改造，现在许多已经从地面上消失了。在今朝阳区境内曾有黄瓜沟，它发源于西安桥东南的黄瓜沟屯，流经原白山公园、儿童公园，沿现在的民康路，在永安桥附近与兴隆沟汇合后流入伊通河。 日伪时期的大同大街邮便所 （今人民大街邮局） 兴隆沟曾是长春市区南部最大的沟渠，主流发源于分水岭屯东北，与另几条小河沟在工农大路附近汇合，由西南流向东北。1937年在汇流点附近，沿今工农大路西南侧筑坝，拦截以后就形成了今天的南湖。多余的河水从南湖坝下流出，经今动植物园，与老虎沟汇合，继续流向东北，汇合黄瓜沟后流入伊通河。老虎沟流经朝阳公园、动植物园，最后注入伊通河。由于当时“新市区”的建成，天然河流变为城市排水的明渠和暗渠，河流的自然面貌基本也就都不存在了。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历史，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化，这种由于特殊地缘所形成的历史文化，往往就是一个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特殊个性。长春，这个近代才成长起来的城市，虽然经历了长达14年的伪满洲国“国都”的屈辱历史，但毕竟比较完整地延续保留了当年日本殖民的历史痕迹，由此使得长春的规划特点、城市风格、建筑特色等等在国内城市群中更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